【轉(zhuǎn)】李文俊：打場福克納的“一個人的戰(zhàn)爭”
李文俊，1930年出生在上海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，《世界文學》原主編，曾任中國翻譯家協(xié)會副會長兼文學翻譯藝術委員會主任。作者：于是你放棄了海明威，自己另起爐灶，走上了翻譯福克納——這條歷來被譯界看成是“最艱難的小路”的路。
凡喜歡外國文學的人，大都知道李文俊。他是福克納、塞林格、麥卡勒斯、卡夫卡等人作品的譯者，他的譯作影響過不少當代作家，余華、莫言、蘇童都滿懷眷戀地回憶過當初讀到這些中譯本時的震動。
李文俊，1930年出生在上海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，《世界文學》原主編，曾任中國翻譯家協(xié)會副會長兼文學翻譯藝術委員會主任。譯作多樣，尤以翻譯福克納作品見長。上海譯文社出版的《福克納文集》7部作品中，李文俊一人獨譯了4部。除此，他還參與撰寫了《美國文學簡史》《大百科全書英美卷》《外國文學插圖精鑒》等。2011年，中國翻譯協(xié)會授予他“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”。
李先生早年畢業(yè)于復旦大學，是我的老學長，兩年前我們在采訪中相識并成了朋友。近日他從北京來電告訴我，《李文俊譯文自選集》上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此書以較大篇幅展現(xiàn)了其翻譯的福克納的長篇名著《喧嘩與騷動》選段和中篇小說《熊》及散文名篇，同時選入奧斯丁、凱瑟、歐·亨利、厄普戴克、奧登、卡夫卡、戈迪默、阿特伍德等歐美名家作品。他戲稱人生就像一場球賽，自稱“玩得還算漂亮，作為一個運動員，還踢出過幾個好球。但人總不能永遠出風頭，早晚誰都得要退場。”但我依然贊他“臨門一腳”踢得漂亮。我們“連線”交談甚歡，不時還用“上海閑話”，隨意而親切。
A 曾想當范長江、蕭乾那樣的記者
作者：據(jù)說，你年輕時就喜歡外國文學。
李文俊：是，我在參加工作前，一直在上海。所以，我“上海閑話”講得還可以吧。講到對外國文學的愛好，這與我家庭有關系。我父親在洋行工作，母親也學過英文，所以，我小時候就有英文基礎。我對外國文學的愛好從中學時代就開始了。當時，我還譯過好萊塢明星的消息，投給了當時的《大晚報》，結(jié)果真的登出來了。我記得那天乘上49路公共汽車，到四馬路（今福州路）報館去領稿費。當我從那位燙著一頭亂發(fā)的出納小姐手中接過第一筆稿費時，開心極了。
作者：你早就喜歡翻譯，當初怎么會報考復旦大學新聞系？
李文俊：這主要是受范長江、蕭乾等著名記者的影響。1948年，我高中畢業(yè)，準備考大學。當時我想，如果能像蕭乾那樣到英國去訪問，做戰(zhàn)地采訪記者，多好啊。復旦大學新聞系和燕京大學新聞系是最有名的，因為我在上海，就報考了復旦。不過雖然在讀新聞系，選修的卻是文學和外語。業(yè)余時間我和同學一起練習翻譯，并成功地一起翻譯了美共作家霍華德·法斯特的兩部著作：《最后的邊疆》和《沒有被征服的》。這是我翻譯生涯的開端。
作者：你學新聞，后來為什么又“轉(zhuǎn)行”搞翻譯呢？
李文俊：一是原來就愛好。二是我發(fā)現(xiàn)新聞這條路似乎不太好走。我看到不少從事新聞職業(yè)的同學，在發(fā)展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，寫的全是干巴巴的文稿，根本沒有個人發(fā)揮的余地。而我個性很強，怕受不了，于是選擇了搞翻譯，搞文學。慶幸的是，大學畢業(yè)后，我如愿被分配到了作家協(xié)會，在干訓班里又學習了8個月后被安排到了《人民文學》編輯部。1953年，作協(xié)決定恢復《譯文》雜志（魯迅1930年代創(chuàng)辦，《世界文學》前身）。從此，我的編輯生涯開始了，且綿延長達40年。
B 把“卡夫卡”引入中國
作者：1979年，“文革”后復刊的第一期《世界文學》刊登了你翻譯的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。這本書影響了一代讀者的閱讀趣味，你是怎么想到推介它的？
李文俊：在《世界文學》雜志社，我做了20多年的助理編輯、編輯。1966年，“文革”開始后，外國文學幾乎被禁，只能出一些沒有味道的阿爾巴尼亞、朝鮮等國的書。后來慢慢“解凍”，可以出一些內(nèi)部書了，說是給領導和有關方面參考用。當時上海譯文社準備出一些書，他們來聽意見。因為我經(jīng)常看國外的報刊，已知道作為現(xiàn)代派文學的鼻祖，表現(xiàn)主義文學先驅(qū)的卡夫卡在外國已很受重視，而我們國家甚至搞德語的翻譯家還沒聽說過他，所以我提出：“要譯就譯卡夫卡。”譯文社真的聽了我的意見，出了六本卡夫卡的小說，作為“反面教材”在“內(nèi)部發(fā)行”，其中一本就是我翻譯的《變形記》。
作者：卡夫卡的影響遍及全球。“想不到小說還可以這么寫”，中國不少新時期的青年作家都受過影響，他們不僅被小說所震動，而且直接付之于他們的作品中。
李文俊：是，因為當時翻譯較匆忙，有不足之處。到了《世界文學》復刊的時候，該雜志也想發(fā)表。于是，我請出了我那位精通德語的太太張佩芬，讓她根據(jù)德文版重新校譯了一遍《變形記》。當在復刊的第一期上甫一亮相時，即在青年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。據(jù)說當時還在浙江海鹽做牙醫(yī)的余華看到“卡夫卡”后，就被深深震動。他后來寫道：“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，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。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。”
C 差點翻譯“海明威”
作者：李先生，你以翻譯福克納為人熟知，福克納在某種意義上已成了你的標簽。不過，很少有人知道你還翻譯過海明威。
李文俊：說真的，我還差點搞海明威。我最初讀到《TheOld Man and the Sea》（《老人與海》）是在1952年，原文發(fā)表在那年5月出版的美國《生活》(LIFE)畫報上。1956年，當前蘇聯(lián)刮起的“解凍”風掃到編輯部時，懂俄文的編輯見到蘇聯(lián)《外國文學》雜志也譯載了這篇作品，便萌生了在自己刊物上介紹海明威的念頭。領導研究后決定由資深編輯朱海觀翻譯，我則被指定擔任責任編輯。這部海明威的作品不久發(fā)表在1956年12期的《譯文》上。
作者：那你是什么時候翻譯海明威的？
李文俊：上世紀70年代末，上海譯文社找到我，請我翻譯海明威的另一部長篇小說《喪鐘為誰而鳴》。在經(jīng)過試譯、復查，并簽訂合同后，我開始動筆。當已翻譯了相當?shù)钠聲r，卻來了一個造化弄人。原來，當時擔任社會科學院的一位老領導有個學生，此人被打成右派期間翻譯了《喪鐘為誰而鳴》，而他以后也再沒有進入翻譯圈子。此時聽說出版社要出此書，就寫信懇求老領導出面，希望出他的譯本。這位領導寫信給人民文學出版社，并又轉(zhuǎn)給了上海譯文社，上海方面覺得不好駁他的面子，于是把信轉(zhuǎn)給了我。
作者：你當時已翻譯了好幾萬字，又簽了合同，后來你怎么處理？
李文俊：當時我知道了這情況，就跟上海譯文取消了合同，不再繼續(xù)翻譯。我當然知道，如果繼續(xù)下去，幾個月后就能成書，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也可能就此鋪開，會成為一個海明威的翻譯、研究專家，以我的能力做到這一點并不難。但當我知道“那位學生”的遭遇，想想他一生的機會也許沒有了，就讓給了他。因為我還有機會。
作者：于是你放棄了海明威，自己另起爐灶，走上了翻譯福克納——這條歷來被譯界看成是“最艱難的小路”的路。
李文俊：人生道路就是這么曲折，也許這是上蒼的安排，要我打“一場一個人的戰(zhàn)爭”。
D 將福克納“移山萬里”搬進中國
作者：海明威與福克納，可以說得上是現(xiàn)代美國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座。但福克納的作品以艱深著稱，你卻甘心啃這塊“硬骨頭”，翻譯了其中最艱深的作品:《喧嘩與騷動》、《押沙龍，押沙龍！》、《我彌留之際》、《去吧，摩西》。這出于何種考慮。
李文俊：有兩方面的原因，一是福克納是英美重要作家，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。我喜歡福克納的落落寡合，他的矜持，他的孤獨礁石般地不理會潮流。在我看來，福克納的作品深刻、有嚼頭，讓人回味，如寫大家庭沒落的悲哀也比表現(xiàn)成功者的發(fā)跡或情場得意且更具美學價值。另外，在我翻譯福克納作品前，我編過一本《福克納評論集》。我想，光說人家好，卻不把他的作品給人看，這有點說不過去。
作者：福克納真的是座大山。聽說，你在翻譯《喧嘩與騷動》中，曾經(jīng)寫信向錢鍾書請教幾個問題，錢先生說：“福克納的東西很ennui(煩悶，難纏，指很難譯)，不過ennui也有它存在的理由，翻譯恐怕吃力不討好，你的勇氣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。”
李文俊：錢先生說得沒錯，翻譯福克納作品的最大難題是，將糾結(jié)、繁縟、含混不清的原文文體，以崇尚簡潔、清晰的漢語形態(tài)表達時，如何保持原文本的美學價值。
從1980年2月開譯《喧嘩與騷動》，我一直到1982年6月才將全書譯出。在這兩年中，這本書日日夜夜糾纏著我，像一個夢——有時是美夢，有時卻又是噩夢。而最難譯的是《押沙龍，押沙龍！》，那個時期，那剪不斷理還亂的長句便讓人擲筆興嘆。我往往一天只能譯一小段甚至一個長句，第二天再將之改定。
作者：我記得，你翻譯完這部作品，卻因此累垮，心肌梗塞發(fā)作而住進醫(yī)院，還幾次病危。
李文俊：是。我從鬼門關回來，家人都勸我不要再做翻譯，可我自嘆“塵緣未了”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還寫了福克納評傳和畫傳，編譯了《福克納評論集》、《福克納隨筆全編》。我還編撰了《外國文學插圖精鑒》，這是我用15年的時間集成的，相當于一部外國文學翻譯史。這么說吧，數(shù)十年來我孤軍作戰(zhàn)，打了這場“一個人的戰(zhàn)爭”。但不管怎樣，我對得起原作家，也對得起讀者。
作者手記
在李文俊看來，一個真正的譯者必須要有“手段”，把散見各處、或埋伏較深的“脈絡”、“微血管”、各種“神經(jīng)”一一理清，掌握好它們的來龍去脈以及所以要以這種形式出現(xiàn)的藝術企圖，然后照它們的原樣放好，并以另一種文字加以復制，而且要做得足以亂真。李文俊把翻譯搞得像外科大夫手術那樣精細，這在譯界確屬少見。
回顧自己的翻譯之路，李文俊曾說，當年“如果我當年順順當當譯完海明威的《喪鐘》，譯本順順當當出版，情況又會如何？當然我不會掐指算命，不過反正那條路總會好走一些吧。”然而李文俊選擇的是另一條路，自稱是走著一條“行人寥落的小徑”，它不僅要求譯者遠離塵囂，沉下心來，面對青燈黃卷，孜孜矻矻，辛苦經(jīng)年。而且要面對翻譯福克納獨有的三難：一個是超長句型的斷句、理解之難；一個是眾多美國南方俚語的詞匯之難；第三是內(nèi)容沉郁思想艱深之難。李文俊“孤軍作戰(zhàn)”，一意“孤行”走來。
這是一種生活態(tài)度，更是一種做學問的態(tài)度。“石上坐三年，石頭也坐暖”，李文俊在福克納這塊石頭上坐的，豈止是三年，是十個三年。憑自己的心力，將福克納這座大山“移山萬里”，搬進中國，而成為福克納文學介紹的開山者和集大成者。李文俊中年埋頭走上的這條“行人寥落的小徑”，使他在自己的暮年終于攀上了“無限風光”的險峰，同時卻讓廣大讀者輕松地進入了福克納的世界。所以，每個愿意在福克納的世界中徜徉的中國讀者都應該感謝他。（馬信芳）
